可以通过向下授权、提高专业化水平、简化科层等方式，并确立不良或非善意行为的调查、职业伦理的评价与指导、考核与问责联动等机制，促进善意履职。

据本文的三分法，从2015年开始，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权由附带职权转变为其他列举职权。针对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决策要不要经过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当时有较多讨论。

不过，附带职权的权力扩展功能是有限的，它的目的论解释应当遵循几项制约：其一，应受到法规范调整意图、计划及其内在目的约束，同时不得与法条文本的字义明显抵触。比如，从行动能力视角考察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适当职能，(41)基于全国人大地位、组织方式和工作程序的功能适当角度审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等作法，(42)就为结构论宪法解释的有力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事实质料，为全国人大权力的合理配置奠定了坚实的论证基础。《宪法》第67条第15至21项列举全国人大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除了第18项决定特赦外，其他几项重大事项决定权均被法律细化，依次见于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199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2009年《驻外外交人员法》、2009年《国防法》、2010年《国防动员法》、2015年《国家安全法》及2016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二是分散授予职权的类型与集中列举职权存在差异。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以决议的规范形式作出《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其最主要的内容为同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向立力：《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权的规范化》，《法学》2016年第1期，第136-137页。作为政权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宪法中最重要的结构信息，因为它对国家权力图式的形塑作用非常显著。第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需依法而行。

这些界限与原则，在英美法系中主要表现为正当程序和最小侵害原则的限制，在欧陆法上则主要表现为要受到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的约束。相应而来的问题是：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为什么存在?其存在是否正当?其存在是否不可或缺?这也是本文力图论证的重点和制度构建的基点。正如民营化大师萨瓦斯所言，公私合作关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更好的政府，更好的社会(22)。(24)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正是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效率、解决法律经济效用问题的一剂良方。

我国台湾地区第537号司法解释也说明了协力义务产生的原因，即有关课税原因及事实多发于纳税义务人所得支配之范围，税捐征缴机关掌握困难，为贯彻公平合法课税之目的，因而产生纳税人协力义务(20)。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基础问题(诸如协力义务的限度、协力义务的保障、协力义务的类型化、协力义务的范围认定等)欠缺系统、明晰的探讨。

又如，在此次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我国采取了最高级别的防控措施，这些防控措施的出发点是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行政相对人应给予协力、予以协助的根本原因。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具有法定性。(二)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必要性分析第一，弥补行政主体局限性之需要。(一)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设置原则各种行政规制措施必须遵守一定的界限和基本原则，方能克服规制合法性的质疑。

2.行政相对人对协力义务的拒绝权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行政相对人能否拒绝履行协力义务。例如，在纳税人协力义务上，日本建立了蓝色申报激励机制，将纳税人协力义务放置在纳税人申报纳税的环节中，而纳税人为了获得蓝色申报的激励，需要依据法律之规定，保管、提交涉税信息，从而促进了行政相对人积极履行纳税人协力义务。建议将合法原则、合理原则(或比例原则)、正当程序等作为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基本原则。有学者从行政处罚调查程序、行政诉讼(争诉)中的协力义务等角度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进行界定。

因此，本文将通过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内涵、特征进行界定，探讨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进行初步的制度构建。这些规定和要求，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议。

所以，违反协力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对行政主体来说，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以最温和的方式调动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让相对人以其行为来实现行政主体所希望的某种法律关系状态(37)，这将是决定行政行为实施效果优劣的重要评判标准。

在规定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法律责任之时，可以结合行政相对人违反协力义务的主观状态、有无重大过失、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多重因素，按照轻重标准合理予以设置，综合运用多种处罚形式，从而有效引导、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也明确规定当事人协助义务的来源必须是法律，如果政府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提供协助的，当事人可以拒绝行政机关的要求。行政相对人借助履行协力义务，参与到行政过程之中，拓展了其实现参与权、监督权的路径，无论是被动参与还是主动提供协助，均能实现其权益保护，这也是行政行为的最终目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处置的难度明显加大，单单依靠政府，是难以完成全部的防控、处置的，需要充分借助行政相对人的配合、协助，形成政府—民众—社会多元治理结构，方能高效回应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严峻挑战。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一方，对行政相对人苛以协力义务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循一定的界限，依法、合理界定行政相对人和公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履行1.行政相对人履行协力义务的界限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平衡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关系的重要载体，是实现行政目的的重要途径，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必然要求，在行政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从境外立法看，部分国家规定了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协力义务的权力。④还有国外学者认为，当事人协力义务就是指行政调查当中的当事人协力义务。

乙地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含离退休人员、临时工、政府购买岗位)不能提供接种禁忌证明又不接种者，一律停发工资、停止上班。正如《传染病防治法》的起草说明所指出的，传染病威胁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因而防治传染病也应当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当前，理论界在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概念问题上，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以德国为例，近年来德国的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从行政相对人能否提供协力发展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何种程度的协力。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协力义务与其在行政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第三，协力义务是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有效方式。以纳税人协力义务为例，设置纳税人协力义务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纳税人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权利。例如，实施24年后首次大修的《行政处罚法》第55条规定了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或检查的义务，这是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作出的更具体、明确的要求。

例如，甲地对公职人员提出接种疫苗的要求：不打疫苗将停发工资、三代以内亲属限期接种。这些做法为完善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制度，激发行政相对人主动参与行政活动并积极履行协力义务，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经验。

(25)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也是合作行政、参与行政的重要内容。本文论证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重大意义，厘定了其基本定义和性质，阐释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正当性、必要性，并结合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现实状况对我国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

显然，德国《环境评估法》扩展了企业的协力义务，要求企业承担与事实有关的调查和评估，似乎有违法不强人所难的经典法谚。(35)行政相对人能否拒绝履行协力义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行政主体角度而言，如果行政相对人执意不予协助、拒不配合，行政主体支出的行政成本无疑会大大增加。(31)笔者认为：第一，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需依法设置。另一方面，系统化制度的缺失影响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实施效果。申言之，协力义务也是相互的。

行政相对人实施的与行政有关的活动是行政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具有权利义务复合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行政相对人协力义务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却付诸阙如。其不足在于上述规定仅作出原则性规定，对行政相对人提供协助后如何给予支持和鼓励等问题，欠缺细致、明确的规则。

三是，行政相对人有充足的理由不履行协力义务。西塞罗在其名著《论义务》中深刻论述了义务源于美德的主题。